潘世征将军
悼念潘世征同志
左齐
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日，一封加急电报带给我惊人的噩耗：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潘世征同志逝世了。
我的心中不禁万分悲痛！我的眼睛模糊了，静坐了好长时间，竟至那晚终夜未眠，我完全沉浸在往日的回忆中……
今年一月间，我们还在温泉疗养院一同休养。那时，我虽然知道他有严重的高血压症和肺结核病，但我总认为，他比我年轻，精力也比我好，在他身上，我找不到半点衰老的样子，所有这些，不都是我们在革命道路上并肩携手来日方长的明证吗？不料，时隔数月，竟成永诀！
潘世征同志的一生，是战斗的一生，是全心全意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的一生。他从一九三O年参军起，就一直为我军卫生医疗事业鞠躬尽瘁。死而有知，当无愧憾。
算来，我和潘世征同志认识很早。参加革命，我们同在湘赣苏区；长征道上，我们同在红六军团；抗战开始以后，我们又同在三五九旅。在那些战斗的日子里，我们早不见晚见。但我要说，那时我还没有真正认识潘世征同志；真正认识潘世征同志是在一九三八年敌人打掉了我的右臂之后。
本来，一个共产党员为革命生命尚且不顾，何况是一只手臂？但在当时，我的情绪却没有那么平静；有时候，甚至还有些苦恼。可以说，在肉体受到重伤的同时，我的精神也受了某种程度的伤害。
当时，潘世征同志是医院政委，也是我的主治医生。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给了我最直接有力的帮助。他不但乐于帮助同志，而且善于帮助同志。他非常懂得人在情绪极度不安的时候，一般的讲讲道理是无济于事的，最好的办法是体贴入微，潜移默化。
那时，正值日寇向晋察冀大举“扫荡”，战斗非常频繁，医院接收的伤员很多，他是政委又是医生，跑前线又照顾后方，工作极其紧张繁重。即使这样，他还是挤些时间来同我谈天，并代我写阜平战斗、明堡战斗胜利文章及我受伤的日记，以胜利的回忆来鼓励和安慰我，减轻和消除我在病床上的痛苦。他每从前方回来，就向我们传达胜利的消息，还带回战友们写给我的信并读给我听。我失去了右臂，当时还不能写字，他就代我写回信鼓舞部队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。有时，他和我交谈医院政治思想工作，回忆长征路上的战斗生活……直到深夜，兴致一来，还联成诗句，写成文章。……这一切，都使我无限兴奋，感到了革命大家庭兄弟般的友爱和温暖。虽然我失去了右臂，我却觉得同有右臂时一样，在战友们的帮助下，还可以为革命做很多工作。一时的忧愁消失了，在我眼前展开了无限光明的前景。
当我重返部队的时候，我不但身体很壮，我的思想也更加健康了。在我的一生中，那段在五台山上和他相处的日子，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。
我深深地觉得，潘世征同志最大的特点，是高度热爱自己的阶级弟兄。他把每一个同志都看作革命的宝贵财富，用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加以精心的爱护。在平时，他对同志亲切、和霭、诚恳、体贴，而一旦同志们患了病，负了伤，生命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为了挽救同志，他从来都是全力以赴，奋不顾身的。二打榆林时，潘世征同志接受了一个重伤员。刚刚准备消毒，敌机来了，把一颗炸弹丢在手术房的旁边。伤员本来已经“休克”，又受了这样一震，挽救的希望就更小了。榆林城外全是光秃秃的沙滩，就这里有几棵树和几间房子，目标太大，因此，有人建议不要继续进行手术了，但是，潘世征同志却坚持抢救。后来虽然把伤员转移到一座破庙里，仍然没能摆脱敌机的骚扰。他在庙里作手术，敌机就往庙里扔炸弹。手术进行了四个多小时，轰炸也连续了四个多小时，单是落在庙院里的炸弹就有六七个之多。在这紧张危险的时刻里，他始终不曾离开那个伤员一步。
解放战争时期，由于他对医疗技术的刻苦钻研，已经成为一个很好的大夫。他敢想敢做，精心学习，亲自带医疗队到最前线抢救伤员，进行前线手术工作，使很多伤重的干部和战士得到挽救。从前线回到医院后，又日以继夜地在手术室里工作。有一次，一位副团长的头部负伤，过去，头部的伤口是不敢动手术的，可是，为了抢救自己的阶绂弟兄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，给他增强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，他果断地打开脑壳，取出了碎骨和弹片，终于使伤员脱离了死亡的险境。像这样被世征同志从死神手中抢救下来的同志是不计其数的。由于他的技术进展快，责任心强，部队只要一听说潘大夫来了，土气就格外振奋。
潘世征同志从不居功，从不自满；恰恰相反，有时候，他甚至对己还有太多的苛责。陈宗尧团长是三五九旅的一员干将，也是潘世征同志最亲密的一个战友。在南下北返的一次战役里，陈团长壮烈牺牲了。潘世征同志一心要使陈团长死而复生，但却没有成功。直到很久以后，每当说起这件事，他的心情仍然十分沉重。他时常对我说：“作为一个医生，眼看着自己的同志死去而毫无援救的办法，我总觉得这是自己的失职。”
正因为如此，潘世征同志在学习上刻苦钻研的精神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。参加红军以前，他没有念完三年书就学起了做毛笔的手艺，文化底子是很浅的。可是，这困难并没把他吓住。在长征的路上，他随身总带着一袋子文件、医书。休息时坐在路边翻看，行军任务不紧时，一边走路一边也要看书。为了轻装，看一页，撕一页，一本书撕完了，书上的知识也都装进他的脑子里去了。靠着他这种努力，从一个小照护兵（就是现在说的“小护士”）很快就成了一个可以下药、作手术的医生了。抗战开始以后，白求恩来到了敌后。王震旅长送潘世征同志到白求恩那里去见习。由于他的医药知识水平毕竟太低了，白求思大夫坚决要把他送回来；但他坚决不走，宁愿留下来当看护，当勤务兵。后来，白求思终于发现了他那种热爱阶级弟兄的高贵品质，于是培养他成为自己的得意门生，并且逢人便称道王震同志知人识才的眼力。全国解放以后，党又派潘世征同志到苏联深造。这是一个艰苦的任务。为了不辜负党和祖国的委托，他学习得很勤奋。五年之中只回国一次。据说，他洗澡时，连放水的空隙时间也不肯放过，看书看得入神，水从澡盆里溢了出来，他甚至没有发觉。就这样，他胜利渡过了学习中的重重难关。他原本是不懂俄文的，毕业时，却可以用俄文写作毕业论文了。本来写作论文的时限是三年，他却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写成了，而且具有相当高水平的学术价值，因而获得了医学副博士的学位。苏联教授因此对他深表感谢，说他帮助他们出色地完成了苏联党交给他们的光荣使命。
潘世征同志如此迫切地要求学习，要求提高，但是，只要一有了学习提高的机会，他首先想到的却从来不是自己。战争时期，记得他常这样说：我们不少红军医务工作战士，要是能有机会系统地学习一次，干工作可就有把握得多了。一九四九年，解放战争临近胜利的时候，听说长春开办了医科大学，部队可以抽调担任医务工作时间较久的医务人员去学习，他立刻就向组织建议，为唐国华等几位同志争取这个难得的机会。为了使这几个老战友深造，他还特别向组织提出，把他们的工作交给自己，保证不使工作受到影响。在他的热情坚请之下，唐国华等同志首先得到了系统的学习机会。毛主席在《纪念白求恩》的文章中写道：“我们大家都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。……一个人能力有大小，但只要有这点精神，就是一个高尚的人，一个纯粹的人，一个有道德的人，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，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。”我们的潘世征同志，正是这样的一个人。他是白求恩的好学生，是毛主席的好学生。
这样好的一个同志，我们永远见不到了。我知道，从一九五八年起，他就在着手写回忆陈宗尧同志的文章。在温泉养病期间，他找我谈了许多次，说他下决心在最近把文章写好。可是，文章还没有写完，人已经不在了。
我还知道，正在他脑中构思着的科学研究计划，还有好多好多。在温泉养病期间，他曾向我表示，一等病情好转，就要开始进行。人现在不在了，计划再也不能由他亲手完成。
在温泉养病期间，我们还畅谈过共产主义的未来，畅谈过人的长寿问题，设想过人造宇宙飞船在中国土地上发射的一日……潘世征同志与世长辞了，这些美丽理想的实现，他再也不能亲目一睹。
安息吧，潘世征同志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，从来是想得到做得到的。你不曾完成的计划，一定有人替你完成；你的理想，一定会一一付诸实现。（一九六一年九月）（选自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编《革命生涯》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