英年秀挺，自以专心读书，不染官场习气为妥。即世态人情，亦不宜遽令识透。早识透则漓其本质而日趋于薄，既薄而返之醇厚，千难万难。
凡沉疴在身，而人力可以自为主持者，约有二端：一曰以志帅气，一曰以静制动。人之疲惫不振，由于气弱，而志之强者，气亦为之稍变。如贪早睡，则强起以兴之。无聊赖，则端坐以凝之。此以志帅气之说也。久病虚怯，则时时有一畏死之见，憧忧于胸中，即魂梦亦甚不安恬。须将生前之名，身后之事与一切妄念铲除净尽，自然有一种恬淡意味，而寂定之余，真阳自生。此以静制动之法也。
凡仆之所志，莫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，使凡物各得其分；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，行道于妻子，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。其有所成与，以此毕吾生焉；其无所成与，以此毕吾生焉。
古圣观天地之文、兽迮鸟迹而作书契，于是乎有文。文与文相生而为字，字与字相续而成句，句与句相续而成篇。口所不能达者，文字能曲传之，故文字者，所以代口而传之千百世者也。伏羲既深知经纬三才之道，而画八卦以著之，文王、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，于是立文字以彰之，孔子又作《十翼》、定诸经以阐显之，而道之散列于万事万物者，亦略尽于文字中矣。
所贵乎圣人者，谓其立行与万事万物相交错而曲当乎道，其文字可以教后世也。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，亦借此文字以考古圣之行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。然则此句与句相续、字与字相续者，古圣之精神语笑，胥寓于此，差若毫厘，谬以千里。词气之缓急，韵味之厚薄，属文者一不慎，则规模立变，读书者一不慎，则卤莽无知。故国藩切谓今日欲明先王之道，不得不以精研文字为要务。
三代盛时，圣君贤相，承继熙洽，道德之精，沦于骨髓，而问学之意，达于闾巷，是以其时虽罝兔之野人，汉阳之游女，皆含性贞娴吟咏，若伊、莘、周、召，凡百仲山甫之伦，其道足文工，又不待言。降及春秋，王泽衰竭，道固将废，文亦殆殊已，故孔子睹获麟曰“吾道穷矣”，畏匡曰“斯文将丧”。于是慨然发愤，修订六籍，昭百王之法戒，垂千世而不利，心至苦，事至盛也！
仲尼既殁，徒人分布，转相流衍，厥后聪明魁杰之士，或有识解撰著，大抵孔氏之苗裔，其文之醇驳，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。见道尤多者，文尤醇焉，孟轲是也。次多者，醇次焉。见少者，文驳焉，尤少者，尤驳焉。自荀、扬、庄、列、屈、贾而下，次第等差，略可指数。
夫所谓见道多寡之分数何也？曰：深也，博也。昔者，孔子赞《易》以明天道，作《春秋》以衷人事之至当，可谓深矣！孔子之门有四科，子路知兵，冉求富国，问礼于柱史，论乐于鲁伶，九流之说，皆悉其原，可谓博矣！深则能研万事微芒之几，博则能究万物之情状而不穷于用。后之见道，不及孔氏者，其深有差焉，其博有差焉。能深且博，而属文复不失古圣之谊者，孟氏而下，唯周子之《通书》，张子之《正蒙》，醇厚正大，邈焉寡俦。许、郑亦能深博，而训诂之文或失则碎；程、朱亦且深博，而指示之语或失则隘。其他若杜佑、郑樵、马贵与、王应麟之徒，能博而不能深，则文流于蔓矣。游、杨、金、许、薛、胡之俦，能深而不能博，则文伤于易矣。由是有汉学、宋学之分，龂龂相角，非一朝矣。
盖上者仰企于《通书》、《正蒙》，其次则笃嗜司马迁、韩愈之书，谓二子诚亦深博而颇窥古人属文之法，今论者不究二子之识解，辄谓迁之书愤懑不平，愈之书傲兀自喜，而足下或不深察，亦偶同于世人之说，是犹睹《盘》《诰》之聱牙而谓《尚书》不可读，观郑卫之淫乱而谓全《诗》可删，其毋乃漫于一概而未之细推也乎？孟子曰：“君子所性，虽大行不加焉，虽穷居不损焉。”仆则谓君子所性，虽破万卷不加焉，虽一字不识无损焉。离书籍而言道，则仁、义、忠、信，反躬皆备。尧舜孔孟非有余，愚夫愚妇非不足，初不关乎文字也。
自孔孟以后，唯濂溪《通书》、横渠《正蒙》，道与文可谓兼至交尽。其次如昌黎《原道》、子固《学记》、朱子《大学序》，寥寥数篇而已。此外，则道与文竟不能不离而为二。鄙意欲发明义理，则当法《经说》《理窟》及各语录札记（如《读书录》《居业录》《困知记》《思辨录》之属）；欲学为文，则当扫荡一副旧习，赤地新立，将前此所业，荡然若丧其所有，乃始别有一番文境。望溪所以不入古人之阃奥者，正为两下兼顾，以致无可怡悦。辄妄施批点，极知无当高深之万一，然各有本师，未敢自诬其家法以从人也。
自孔孟以后，唯濂溪《通书》、横渠《正蒙》，道与文可谓兼至交尽。其次如昌黎《原道》、子固《学记》、朱子《大学序》，寥寥数篇而已。此外，则道与文竟不能不离而为二。鄙意欲发明义理，则当法《经说》《理窟》及各语录札记（如《读书录》《居业录》《困知记》《思辨录》之属）；欲学为文，则当扫荡一副旧习，赤地新立，将前此所业，荡然若丧其所有，乃始别有一番文境。望溪所以不入古人之阃奥者，正为两下兼顾，以致无可怡悦。辄妄施批点，极知无当高深之万一，然各有本师，未敢自诬其家法以从人也。
敬”字，唯“无众寡，无大小，无敢慢”三语，最为切当。
看书宜多宜速，不速则不能看毕，是无恒也。读书宜精宜熟，而不能完，是亦无恒也。
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，国之所以立，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，皆诚为之也。故曰：“诚者，物之终始，不诚无物。”
缓急之求，无贵贱贤否皆有之者也。求人而甘言谢之，夫人而能也；德于人而责报，亦夫人而能也。至知道者，有进焉，其受人赐，中心藏之，不以口舌云报也；其忠于谋人，过辄忘之。彼德我，吾安焉，彼不德我，吾安焉。徐以观其他，他行合义，友之如故，他行不义，而后绝之，终不相督责也，所谓“道济万物而不自居，施及后世而不矜不伐”，皆自于此。
天下之道，非两不立，是以立天之道，曰阴与阳；立地之道，曰柔与刚；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。乾坤毁则无以见《易》，仁义不明，则亦无所谓道者。《传》曰天地温厚之气，始于东北，而盛于东南，此天地之盛德气也，此天地之仁气也。天地严凝之气，始于东南，而盛于西北，此天地之尊严气也，此天地之义气也。斯二气者，自其后而言之，因仁以育物，则庆赏之事起，因义以正物，则刑罚之事起，中则治，偏而乱。
天下唯忘机可以消众机，唯懵懂可以祓不祥也。
耐乎！不为大府所器重，则耐冷为要；薪米或时迫窘，则耐苦为要；听鼓不胜其烦，酬应不胜其扰，则耐劳为要；与我辈者，或以声气得利，在我后者，或以干请得荣，则耐闲为要。
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，外广延纳而万流赴壑，乃为尽善。
带勇之人，第一要才堪治民，第二要不怕死，第三要不汲汲名利，第四要耐受辛苦。治民之才，不外公、明、勤三字。不公不明，则诸勇必不悦服；不勤，则营务细巨皆废弛不治，故第一要务在此。不怕死，则临阵当先，士卒乃可效命，故次之。为名利而出者，保举稍迟则怨，稍不如意则怨，与同辈争薪水，与士卒争毫厘，故又次之。身体羸弱者，过劳则病，精神短缺者，久用则散，故又次之。四者似过于求备，而苟阙其一，则万不可以带勇。故弟尝谓，带勇须智深勇沉之士，文经武纬之才。
至唐镜海先生处，问检身之要，读书之法。先生言：“当以《朱子全集》为宗。”时余新买此书，问及，因道：“此书最宜熟读，即以为课程，身体力行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。”又言：“治经，宜专一经，一经果能通，则诸经可旁及。若遽求兼精，则万不能通一经。”先生自言：“生平最喜读《易》。”又言：“为学只有三门：曰义理，曰考核，曰文章。考核之事，多求粗而遗精，管窥而蠡测。文章之事，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。经济之事，即在义理内。”又问：“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？”答曰：“经济，不外看史，古人已然之迹，法戒昭然；历代典章，不外乎此。”又言：“近时河南倭艮峰仁前辈用功最笃实，每日自朝至寝，一言一动，坐作饮食，皆有札记。或心有私欲不克、外有不及检者，皆记出。”先生尝教之曰：“不是将此心别借他心来把捉才提醒，便是闭邪存诚。”又言：“检摄于外，只有‘整齐严肃’四字，持守于内，只有‘主一无适’四字。”又言：“诗、文、词、曲，皆可不必用功，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，彼小技亦非所难。”又言：“第一要戒欺，万不可掩著（拙）云云。”听之昭然，若发蒙也。
凡作文诗，有情极真挚，不得不一倾吐之时。然必须平时积理既富，不假思索，左右逢源，其所言之理，足以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，作文时无镌刻字句之苦，文成后无郁塞不吐之情，皆平日积理之功也。若平日酝酿之深，则虽有真情欲吐，而理不足以达之，不得不临时寻思义理。义理非一时皆可取办，则不得不求功于字句。至于雕饰字句，则巧言取悦，作伪日拙，所谓修辞立诚者，荡然失其本旨矣！以后真情激发之时，则必视胸中义理何如，如取如携，倾而出之可也。不然而须临时取办，则不如不作，作则巧伪媚人矣。谨记谨记。
镜丈言：“读书贵有心得，不必轻言著述。”注经者依经求义，不敢支蔓；说经者置身经外，与经相附丽，不背可也，不必说此句，即解此句也。
人有恒言曰：“妙来无过熟。”又曰：“熟能生巧。”又曰：“成熟，故知妙也。”巧也，成也，皆从极熟之后得之者也，不特写字为然，凡天下庶事百技皆先立定规模后求精熟。即人之所以为圣人，亦须先立规模，后求精熟。即颜渊未达一间，亦只是欠熟耳。故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。
偶思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。由徐、庾而进于任、沈，由任、沈而进于潘、陆，由潘、陆而进于左思，由左思而进于班、张，由班张而进于卿、云，韩退之之文比卿、云更高一格。解学韩文，即可窥六经之间奥矣。
凡事皆有至浅至深之道，不可须臾离者，因欲名其堂曰“八本堂”。其目曰：读书以训诂为本，诗文以声调为本，事亲以欢心为本，养生以少恼怒为本，立身以不妄语为本，居家以不晏起为本，居官以不要钱为本，行军以不扰民为本。古人格言尽多，要之每事有第一义，必不可不竭力为之者。得之如探骊得珠，失之如舍本根求枝叶。古人格言虽多，亦在乎吾人之慎择而已矣！
若以颜、谢、鲍、谢之辞而运之以子云、退之之气，岂不更可贵哉！（倘若能以颜延之、谢灵运、鲍照、谢朓的辞藻作铺陈，而用杨雄、韩愈的气势琢磨，难道不是更加可贵吗？）
大抵凡事皆宜以气为主，气能扶理以行，而后虽言理而不厌，否则气既衰持，说理虽精，未有不可厌者。【莫非是所谓的节奏不成？】
恶言不出于口，忿言不反于身，此之不知，遣问其他？
凡阁下所以期许下走之言，信之则足以长自是之私；辞之又恐负相知之真。吾惟有惧以终始而已！
安得一二好友，胸襟旷达，萧然自得者，与之相处，砭君之短？其次则博学能文，精通训诂者，亦可助益于我。
言物行恒，诚身之道也。万化基于此矣。
知己之过失，即自为承认之地，改去毫无吝惜之心，此最难事。豪杰之所以为豪杰，圣贤之所以为圣贤，便是此等处，磊落过人。能透过此一关，寸心则异常安乐；省得多少胶葛，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。
思夫人皆为名所驱，为利所驱，而尤为势所驱。当孟子之时，苏秦、张仪、公孙衍辈，有排山倒海、飞沙走石之势，而孟子不为所摇。真豪杰之士，足以振厉百世者矣！
此身无论处何境遇，而敬、恕、勤字无片刻可弛。苟能守此数句，则无入不自得。子何必斤斤计较得君与不得君，气谊孤与不孤哉？
战战兢兢，即生时不忘地狱；坦坦荡荡，虽逆境亦畅天怀。
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，凡十四宗。曰官制，曰财用，曰盐政，曰漕务，曰钱法，曰冠礼，曰婚礼，曰丧礼，曰祭礼，曰兵制，曰兵法，曰刑律，曰地舆，曰河渠，皆以本朝为主，而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，衷之以仁义，归之所易简。前世所袭误者，可以自我更之；前世所未及者，可以自我创之。其苟且者，知将来之必敝；其知当者，知将来之必因。所谓虽百世可知也！
以绅士之法，宜少予以名利，而仍不说破，以养其廉耻。
树人之道有二：一曰知人善任，一曰陶熔造就。
为人者上，专重修养；
以下之效，速而且广。
为政之道，得人、治事，二者并重。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、慎用、勤政、严绳。治事不外四端，曰经分、纶合、详思、约守。操斯八术以往，其无所失矣。
盛世创业垂统之英雄，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；本世扶危救难之英雄，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。
余因古人治兵之道，作诗之法，皆与音乐相通，而懵然不知，深以为耻！
古圣人之道，莫大乎与人为善。以言诲人，是以善教人也！以德薰人，是以善养人也！皆与人为善之事也！
书味深者，面自粹润。保养完者，神自充足。此不可以伪为，必火候即到，乃有此验。
饭后散步数千步，可以医脾困。因忆余于道光二十九年问陶凫香先生养生之法，渠言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，或早饭后有事耽阁，则中饭后补之；两饭后均耽阁，则傍夕或灯后补之。四十年未尝间断，故八十余岁而壮健异常。
养生之道，视、息、眠、食四字最为要紧。息必归海，视必垂帘，食必淡节，眠必虚恬。归海，谓藏息于丹田，气海也；垂帘，谓半视不全开，不苦用也；虚，谓心虚而无营，腹虚而不滞也。谨此四字，虽无医药丹诀，而足以祛病矣。
善学者自须用其所长，去其所短。
一阳初动处，万物始生时，不藏怒焉，不宿怨焉。“仁”所以养肝也。内而整齐思虑，外而敬慎威仪，泰而不骄，威而不猛。“礼”所以养心也。饮食有节，起居有常，作事有恒，容止有定。“信”所以养脾也。扩然而大公，物来而顺应，裁之吾心而安，揆之天理而顺。“义”所以养肺也。心欲其定，气欲其定，神欲其定，体欲其定。“智”所以养肾也。
贤与不肖之等奚判乎？视乎改过之勇怯以为差而已矣。
人之生，气质不甚相远也，习而之善，即君子矣。其有过，则其友直谏以匡之。又有友焉，巽言以挽之。退有挞，进有旌，其相率而上达也，奚御焉？习而之不善，即小人矣。其有过，则多方文之。为之友者，疏之则心非而面谀，成之则依阿苟同，惮于以正伤恩，其相率而下达也，奚御焉？兹贤者所以愈贤，而不肖者愈不肖也。
有言逆子女心，必求诸道；有言逊于女志，必求诸非道。”余故笔之于册以备现省，且示吾友能为逆
凡民有血气之性，则翘然而思有以上人。恶卑而就高，恶贫而觊富，恶寂寂而思赫赫之名。此世人之恒情。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，率常终身幽默，黯然退藏，彼岂与人异性？诚见乎其大，而知众人所争者之不足深较也。
明宜先乎诚，非格致则慎亦失当。心必丽于实，非事物则独将失守。此入德之方，不可不辨者也。
文周孔孟，班马左庄，葛陆范马，周程朱张，韩柳欧曾，李杜苏黄，许郑杜马，顾秦姚王。三十二人，俎豆馨香。临之在上，质之在旁。（文王、周公、孔子、孟子，班固、司马迁、左丘明、庄周，诸葛亮、陆贽、范仲淹、司马光，周敦颐、二程子、朱熹、张载，韩愈、柳宗元、欧阳修、曾巩、李白、杜甫、苏轼、黄庭坚、许慎、郑樵、杜佑、马端临，顾炎武、秦蕙田、姚鼐、王念孙。这三十二位圣哲，陈设祭礼，焚香奉祀。好像在我们上面，又好像在我们身旁。）
先王之道，所谓修已治人、经纬万汇者，何归乎？亦曰礼而已矣。
夫惟圣人赏一人而天下劝，刑一人而天下惩，固不废左右之言，而昧兼听之聪，亦不尽信左右之言而失独照之明。夫是以刑赏悉归于忠厚，而用舍一本于公明也夫。
士大夫之志趣、学术果有异于人者，则修之于身，式之于家，必将有流风余韵传之子孙、化行乡里，所谓君子之泽也。就其最善者，约有三端，曰诗书之泽，礼让之泽，稼穑之泽。
知识愈高，则天之所以责之者愈厚；名望愈重，则鬼神之所以伺察者愈严。故君子之自处，不肯与众人絜量长短。以为己之素所自期者大，不肯自欺其知识以欺天也；己之名望素尊，不肯更以鄙小之见贻讥于神明也。
古者英雄立事，必有基业。如高祖之关中，光武之河内，魏之衮州，唐之晋阳，皆先据此为基，然后进可以战，退可以守。君子之学道也，亦必有所谓基业者。大抵以规模宏大、言辞诚信为本。如居室然，宏大则所宅者广，托庇者众；诚信则置址甚固，结构甚牢。
古之英雄，意量恢拓，规模宏远，而其训诫子弟，恒有恭谨敛退之象。
古之成大业者，多自克勤小物而来。百尺之楼，基于平地；千丈之帛，一尺一寸之所积也；万石之钟，一铢一两之所累也。
天下惟诚不可掩。
苟有富必能润屋，苟有德必能润身，不必如孔子之温良恭俭、孟子之晬面盎背，而后为符验也。凡盛德之君子，必有非常之仪范。是真龙必云，是真虎必有风，不必如程门之游、杨、尹、谢，朱门之黄、蔡、陈、李，而后为响应也。凡修业之大人，必有景从之徒党。斯二者，其几甚微，其效甚著，非实有诸己，乌可幸致哉！
读古书以训诂为本，作诗文以声调为本，事亲以得欢心为本，养生以少恼怒为本，立身以不妄语为本，治家以不晏起为本，居官以不要钱为本，行军以不扰民为本。
老庄之旨，以此为最要，故再三言之而不已。南荣趎赢粮至老子之所。老子曰：“子何与人偕来之众也？”国藩每读之，不觉失笑。以仲尼之温恭俭让，常以周公才美骄吝为戒，而老子犹曰“去汝之躬矜与容智”，虽非事实，而老氏之所恶于儒术者，举可知已。庄生尤数数言此，余最爱《徐无鬼》篇中语曰：“学一先生之言，则暖暖姝姝而私自悦也。”又曰：“以贤临人，未有得人者也；以贤下人，未有不得人者也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