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一直以为中华文明是一种早熟的文明，最早沐浴了商业文明的晨光，《商君书》的出现与实践彻底关闭了中华文明通向商业文明的大门，这一关就是2000多年，直到西方工业文明用大炮轰开这扇沉睡多年的大门，中华文明才有了与西方商业文明交融的新机遇。
不只有工业时代才能进入商业文明，其实农业时代也是有可能进入商业文明的。商业文明的基础是平等的人与客观市场交易机制，孔子生活的时代就已经有了日中为市．交易而退的发达的市场活动。孔子在《易经》系辞中描述了治水之后中华农业文明兴起的盛况。古者包羲xī氏之王天下也,仰则观象于天,俯则观法于地,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.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,于是使作八卦,以通神明之德,以类万物之情.作结绳而为罔罟gǔ,以佃以渔,盖取诸离.包羲氏没,神农氏作,斲木zhuó为耜sì,揉木为耒,耒耨之利以教天下,盖取诸益.日中为市,致天下之民,聚天下之货,交易而退,各得其所,盖取诸噬嗑.神农氏没,黄帝尧舜氏作,通其变使民不倦,神而化之使民宜之.易穷则变,变则通,通则久.是以自天佑之,吉无不利.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,盖取诸乾坤.刳木为舟,剡yǎn木为楫,舟楫之利以济不通,致远以利天下,盖取诸涣.服牛乘马,引重致远以利天下,盖取诸随.重门击柝以待暴客,盖取诸豫.断木为杵,掘地为臼,臼杵之利万民以济,盖取诸小过.弦木为弧,剡木为矢,弧矢之利以威天下,盖取诸睽.上古穴居而野处,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,上栋下宇以待风雨,盖取诸大壮.古之葬者,厚衣之以薪,葬之中野,不封不树,丧期无数;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,盖取诸大过.上古结绳而治,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,百官以治,万民以察。
那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与民共享的分封制时代，一般认为分封制落后于郡县制，从行政效率来看，是肯定的，但从共享与独享的角度看，分封制是有明显的共享优势的，分封制是君与民相对平等共治的制度，分封制的分权有利有弊，分封制的瓦解，也是因为分权带来的战乱，当时还没有掌握分权与集权的平衡，当周天子权威衰落时，有作为的诸侯国都在尝试新的制度变革，史称为变法，其时思想领域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，产生了著名的百家争鸣，分权与集权之争最终以君权扩张的集权取得了胜利，分权的优势再没有机会展现。
一．礼崩乐坏，共享变共争
春秋战国时期，是一个礼崩乐坏，周天子权威衰落，诸侯争霸，战乱频繁、社会动荡的时期。礼崩乐坏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西周时期，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，周天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，通过掌握礼乐和征伐之权来统治天下。然而，随着礼崩乐坏的加剧，天子权威逐渐衰落，权力不断下移。到了春秋时期，演变为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”，各诸侯国势力崛起，不再严格听从周天子的号令，相互之间争权夺利、兼并战争频繁，形成了诸侯争霸的局面，国家陷入分裂与动荡。甚至发生了“三家分晋”“田氏代齐”等卿大夫篡夺诸侯政权的事件，原有的等级制度被彻底打破，不同阶层的人从各自的立场和利益出发，纷纷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和治国理念，从而催生出了儒家、道家、墨家、法家、兵家等众多思想流派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。儒家倡导“仁”“礼”，强调恢复周礼以重建社会秩序；道家主张“无为而治”，追求自然和谐；法家推崇以法治国，强调严刑峻法来加强统治等。
礼崩乐坏是孔子眼中最坏的时期，却是新文明荫发的最佳的时期，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相类似。原有贵族等级秩序被打破，底层民众地位迅速提升。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下，原有的等级制度受到冲击，士阶层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逐渐崛起。士原本是西周时期最低一等的贵族，他们接受过一定的教育，具有知识和技能。随着社会的变革，士阶层失去了原有的贵族地位和特权，但他们凭借自己的才能和知识，开始在政治、军事、文化等各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。各国诸侯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，纷纷招揽人才，士阶层因此有了更多的机会参与到国家的政治和军事活动中，如苏秦、张仪等凭借自己的纵横之术游说各国，成为当时风云人物。士阶层的崛起，打破了传统的贵族垄断政治的局面，为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，也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创新和传播。
礼崩乐坏使得原有的社会秩序被打破，平民百姓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发展空间。一些平民通过努力奋斗，在经济、军事等方面取得成就，从而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。例如，在商业领域，一些平民通过经商致富，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人，他们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。同时，随着私学的兴起，平民子弟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，通过学习知识和技能，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，进入到社会的上层。平民地位的上升，促进了社会的流动性，使得社会结构更加多元化，也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。
政治格局的动荡和社会变革，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经济秩序束缚。各国为了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，纷纷重视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。城市作为商业和手工业的中心，规模不断扩大，商业活动日益频繁，出现了许多富有的商人阶层。如春秋时期的范蠡，通过经商积累了巨额财富，被尊称为“陶朱公”。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繁荣，加强了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交流，也为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城市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，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频繁，但战争在带来破坏的同时，也客观上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。一方面，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在与周边的戎、狄、蛮、夷等少数民族的交往和冲突中，不断吸收和融合他们的文化、习俗和生产技术；另一方面，少数民族也受到华夏文化的影响，逐渐接受和采用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方式。例如，赵国在与北方少数民族的长期交往中，学习了他们的骑射技术，使得赵国的军事力量得到很大提升。这种民族融合的加速，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，也为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二．废井田，开阡陌
战国时期，秦国商鞅变法，“废井田，开阡陌”，从法律上确立了土地私有制。此后，土地可以自由买卖，土地兼并现象也随之出现，这都表明私有产权在逐步发展。随着土地私有制的确立，其他方面的私有产权也在不断发展。比如，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逐渐私有化，商业活动中的财产所有权也得到了一定的保障。秦以前的商业活动更为发达，夏商时期，城市逐渐兴起，城市中出现了专门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，周朝时，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，市场也更加繁荣，《周礼·考工记》中就记载了周王城的规划，其中设有“市朝一夫”，即面积为一夫（一百亩）的市场。在这些市场中，各种商品琳琅满目，包括农产品、手工业品、牲畜等。随着交通的发展，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。齐国的鱼盐、楚国的木材、赵国的铁器等都在各地流通。一些地理位置优越的城市成为了重要的商业中心，如陶邑（今山东定陶），因地处中原地区的交通枢纽，商业极为发达，
商人阶层逐渐形成并壮大。一些商人通过商业活动积累了巨额财富，在社会上具有重要影响力。如春秋时期的范蠡，他帮助越王勾践复国后，弃官从商，通过经商成为巨富，被尊称为“陶朱公”；战国时期的吕不韦，以经商起家，后涉足政治，成为秦国丞相。为了更好地开展商业活动，一些商业组织也开始出现。
当时的商品种类已经涵盖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。农产品有粮食、蔬菜、水果等；手工业品有陶器、青铜器、铁器、纺织品等；此外，还有牲畜、珠宝、药材等。当时货币的使用逐渐普及。商朝以贝作为主要货币，到了周朝，金属货币开始流行，如铜贝、铜块等。春秋战国时期，各国纷纷铸造自己的货币，如齐国的刀币、赵国的布币、秦国的圜钱等。一些诸侯国的统治者认识到商业的重要性，采取了鼓励商业发展的政策。例如，齐桓公任用管仲进行改革，其中就包括对商业的扶持，通过降低税收、提供便利条件等措施，促进了齐国商业的繁荣。
周朝设有“司市”，负责管理市场的秩序、税收等事务；春秋战国时期，一些城市的管理者也制定了市场规则，规范商业行为，如规定商品的价格、交易的时间和地点等。
三．兴私学，百家争鸣
随着礼崩乐坏，周王室的衰微，原本由官府垄断的学术逐渐下移到民间。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创办私学，招收学生，传播自己的学说和思想。孔子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，他广收门徒，有教无类，打破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，使得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教育。私学的兴起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和人才的培养，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，也为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。
春秋之前，教育主要由官府掌控，平民百姓很难接受系统的教育。私学的出现冲破了“学在官府”的教育垄断局面，使教育不再是贵族的专属特权。孔子提出“有教无类”的教育理念，并在私学中付诸实践，广收门徒，不论出身贵贱、贫富，都可以接受教育，这让更多的人有了接受知识的机会。
私学的兴起促使教育从政治活动中逐渐分离出来，完成了学校教育独立化的过程。教师不再是官吏，而成为以教育人为谋生之道的专业化教育工作者，教育开始有了自身的发展规律和体系，私学兴起前，受教育的范围基本局限于少数贵族。私学打破了这种限制，将教育对象扩大到广大平民。这为社会底层的人民提供了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途径，激发了他们的求知欲望和上进心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。比如，许多出身贫寒的学子通过在私学中刻苦学习，日后成为了社会的栋梁之才，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。
私学的教育对象广泛，涵盖了不同年龄、不同职业、不同背景的人，这有利于培养出各种类型的人才，满足社会多元化的发展需求。比如，有的学生在私学中学习政治、军事方面的知识，日后成为了出色的政治家、军事家；有的则钻研学术思想，成为了著名的思想家、学者。
私学在教育内容上突破了西周时期“六艺”教育的范围。各家私学根据自己的学术主张和社会需求，传授不同的知识和技能，包括儒家的道德伦理、道家的哲学思想、法家的治国理念、兵家的军事策略等。这使得学生能够接触到更广泛、更深入的知识领域，为学术的繁荣和思想的多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私学的教育方式相对灵活多样。不像官学那样有严格的程式和固定的模式，私学可以根据学生的特点和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。例如，孔子在教学中注重因材施教，针对不同学生的性格、才能和志向，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和引导方式，私学的兴起为不同学派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。各大学派的思想家们通过创办私学，传播自己的学说和思想，吸引众多学子前来学习和探讨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不同学派之间相互交流、碰撞、竞争，形成了“百家争鸣”的盛况，推动了学术思想的蓬勃发展，产生了许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思想理论和学术著作。
私学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地区和阶层，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带来了各自的地域文化和传统习俗。通过在私学中的交流与融合，不同的文化元素相互碰撞、吸收，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。这种文化的交流融合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，使其更加多元和包容。
四.仁政与共享
仁政要求统治者以仁爱之心对待人民，关心人民的疾苦，孟子明确提出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
“民为贵”强调了人民是壬国的根本。在孟子看来，一个国家的稳定与繁荣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和参与。人民的生活状况、意愿和需求应该是统治者首要考虑的问题。
“社稷次之”中的“社稷”代表国家的土地和五谷之神，象征着国家的物质基础和政权象征。孟子认为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利益，国家的重要性次于人民。
孟子的“民为贵”思想虽然产生于古代，但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。我们应该在继承和发扬这一思想的基础上，不断探索适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道路，努力实现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繁荣。
五.集权思想的兴起
在底层民众争取政治经济权力的同时，集权思想也在涌现，其代表人物就是商鞅。《商君书》为历代帝王集权统治宝典，太子必读教材，此书核心内容为“商鞅驭民六术”——弱民、愚民、疲民、辱民、贫民、虐民。《商君书》有曰：“以善民治奸民，国削至乱；以奸民治善民，国治至强。《商君书》言“民强国弱，民弱国强。治国之道，首在弱民。”又言：“政做民之所恶，民弱；政做民之所乐，民强”。秦统一六国后，收天下之兵器至咸阳，铸为十二金人。
弱民的根本手段是使民“朴”，本质是愚民，只有广大人民蠢朴，麻木不仁，遇到不公平的待遇无法形成强有力的力量与君主对抗，才能任由统治阶级随意摆布，君主的地位才能更稳固。在弱民的同时愚民。愚心、躁欲之民壹意，则农民必静。农静诛愚，则草必垦矣。”愚民的手段为文化专职，让百姓不会独立思考，整天行尸走肉，只能任由君主摆布。“圣人治国之要，故令民归心于农”，而要达到这一点，就要使人民愚昧无知，“愚农不知、不好学问则疾务农”。愚民还不够还必须疲民，商鞅规定，百姓耕作时，眼睛不能乱看，耳朵不能乱听，嘴巴不能乱说，矷比驴拉磨，主人家为了让驴提高效率，安心拉磨就会用黑布遮住驴的眼睛，用东西塞住它的耳朵。秦国有法律，百姓家养的公家的牛如果瘦下来多少斤，就要接受衙门的惩罚，是为辱民。
《商君书》如实记载：“民，辱则贵爵，弱则尊官，贫则重赏。以刑治民，则乐用；以赏战民，则轻死。故战事兵用曰强。民有私荣，则贱列卑官；富则轻赏。治民羞辱以刑，战则战。民畏死、事乱而战，故兵农怠而国弱。”民无自尊自信，就会更加的尊重官员，为了奖商看淡生死为国家卖命。他还鼓励民众相互举报，使民众终日活在恐惧之中，才能不断的信任、依赖官员。
让民众始终保持在温饱线徘徊，做到家中无余粮，是为贫民。“民贫则力富，力富则淫，淫则有虱。故民富而不用，则使民以食出，各必有力，则农不偷。农不偷，六虱无萌。故国富而贫治，重强。”使民仅在温饱线上徘徊，不断的折磨民众，让他们的眼界发生改变，让每一位百姓都成为一个“人穷志短”的国家工具人。
商鞅认为，任用善良的人治理天下，会导致天下大乱，任用恶奸的人来治理善良的人，就会变的井然有序。法家对臣民的要求是。大臣：“从主之法，顺主之为，专心于事主者，为忠臣。”人民：“战时用其死，安平尽其力，寡闻从令。”把民众变的麻木不仁，不会思考，成为一个行尸走肉的国家工具。
秦的胜利造成了一种错觉，认为是弱民带来的胜利，其实不然，秦国胜利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弱民，而在于打破了旧贵族对权力的垄断，通过招贤吸引外国人才进入秦国，建立起统一高效的郡县制权力执行体系，这在明君时期，能做到上下一心众志成城，所以秦国才能迅速强大统一六国。正因为秦的强大是建立的吸引外国人才基础之上的，统一之后，人才匮乏加上国君昏庸便迅速暴雷，这或许就是秦迅速衰亡的原因。
商鞅在弱民的同时也弱旧贵族，重农抑商弱商人，弱学子，一切都弱，弱到最后连自己都无法保护，成为王权变更的牺牲品。这样的文化导致当时的人民最不缺的就是奴性。
这就是忽视底层民众个体价值产生的悲剧，因为商鞅，这样忽视底层民众个体价值的悲剧在中国历史上存在2000多年，成为遗祸千年的历史病根，彻底阻断了文明的进步。西欧工业文明之所以能够兴起，基础原因就是重视底层民众的个体权利，由个体而群体，产生了代表自身利益的强大的资产阶级群体，因为商鞅推动的体系打压，代表自身利益的商业及地主阶级，最终没能在中华大地上壮大，新文明的种子最终没能发芽成长，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遗憾与教训，温故而知新，今天是我们吸取历史教训的时候了。
西方强调个体价值，却只是机械的个体，个体之间通过契约与法律相联系，缺乏生态的联系，群体只是个体的简单相加，而不是密不可分的复杂生态共同体。西方的世界观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，即我们作为自主个体的存在依赖于一个更庞大、极其复杂的人类秩序——一个囊括我们的现实社区、我们的社会关系网、我们在权力关系格局中的位置、我们的经济关系网和自然界的秩序。这一更广泛的秩序和谐相处才能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找到意义，不是仅仅追求自己的幸福，而是将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相结合，因个人目标和集体目标不同，而产生的阶级对立，也因为阶层替代阶级而化解。新的生态文明将彻底改变工业文明天然的缺陷。
历史上的中华文明，一直是一个强调生态联系的文明。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的提出，不仅颠覆了商鞅的弱民思想，而且彻底根除了传统文化的奴性病根，以此为理念的中国共产党依靠群众路线，不仅取得政权，而且将中国带入工业文明尊重个体价值的新时代，改革开放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，也吸收了西方尊重个体价值的平等精神。彻底改变了政权的统治基础，新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，是官与民平等协商的政府，是官与民合一的生态政府，官与民不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，历史上官与民的阶级对立在新时代转化成阶层协商，阶级斗争不复存在。今日之中国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既是独立的又是生态联系的共同体，共同体内部不再是对立制衡的关系，而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叠加生态融合关系。
人类并不总是生活在矛盾对立中，非矛非盾的叠加才是人类生存的常态，这就是生态共同体的共有价值观。
新的生态文明的曙光已经显现，过去人类受观察视角的限制，只见森林不见树木，或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，现在借助于智能科技的力量，我们能做到两者的叠加，抛弃彼此的偏见，既见森林又见树木，彼此相向而行，吸取历史的教训，以前事为师，走出对立的泥潭，以新文明的开阔视野迎接人类美好的未来。
甘泽宁
2024.9.1
